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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遗中国:玉屏箫笛制作工艺

  第二,虽然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,但即使在最开放的开元、天宝时期,服装的明快开化也总是受到封建王朝的压抑阻挠,保守势力害怕服装的变革必然会转向政治新观念的需要,因此要把那种突破传统规范样式的服饰视若洪水猛兽的“妖服”。在唐代服装几个变化转折时期,时时受到这种“俯就我范”的束缚。比如永隆二年,高宗就以“还淳返朴”“务遵节俭”为名,认为花间绫锦裙衣等,糜费既广,俱害女工。但实质上,正如他自己说的:“采章服饰,本明贵贱,升降有殊,用崇劝奖。”这主要是为了保持等级贵贱的伦常秩序,以千篇一律凝固的服装程式来凸显皇家显赫的地位。这种在并蓄兼收的同时出现的保守倾向被后世封建社会所强化,造成唐以后服装的创新长期受到遏制。

  第三,服装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、居民文化素养等内在气质,因为服装虽然不是精神的本身,但它是精神的物化。在长安相对稳定的漫长岁月中,它充当着美化生活的使者角色,衬托着人的健康姿容,在唐代社会转折之际,它常常是观念变革的先兆,是新的社会风尚产生的象征。从盛唐前受西域影响的胡服到中唐后受吐蕃影响的啼装,说明服装的变革正是每一个阶段新旧习俗变化的产物。同时,服装是人们最直接、最普通的自我表现,它经常被用来充当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标志,如唐前期长安闾阎富商以穿紫服赤衣为荣贵,以彰显身份的高贵,到唐后期,由于朝廷“多赐章服,以示加恩,于是宠章尤滥,当时不以服章为贵”。朝廷大量赏赐官服于一般人,自然官品身份的价值观念也就发生了贬值。因此,封建统治阶级有时视它为移风俗、美教化的根本,有时又视其为粉饰太平的要务,就是把服装列入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。

  托马斯·布朗 (Thomas Browne)

  在这部书里,托马斯·布朗以超常的博学,论述了古代民族的丧葬礼俗,铺叙了他们处理死人的不同方法,并对诺福克灰瓮里的物品,细加考探。在他的所有作品里,能见其博闻强记的,当无过于此书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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